1月3日凌晨两点的加拉加斯，街头的风里还裹着热带夜晚的黏腻，睡梦中的尼古拉斯·马杜罗·格拉突然被一声“炸雷”惊醒——窗户玻璃震得嗡嗡响，楼下的狗开始狂吠。作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儿子，同时也是全国代表大会议员，他的第一反应是摸向床头的手机：“我知道，肯定出事了。”
手指抖着拨通父亲的号码，尼古拉斯盯着屏幕上“父亲”的头像——那是去年家庭聚会时拍的，马杜罗穿着浅色衬衫，抱着小孙子笑。铃声响了三声，头像突然亮了一下，又迅速暗下去。“他看见了我的来电，但直接挂了。”尼古拉斯说，那一刻他的手心全是汗，“我突然想起父亲以前说过，‘遇到危险时，不要联系我，我要先确保自己能撑到最后’。”
接下来的四个小时，尼古拉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手机屏幕亮了又灭。他给总统卫队的朋友发消息，给议会的同事打电话，甚至翻遍了所有国际新闻网站——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。“我盯着墙上的钟，每走一分钟都像过了一年。”他说，“我甚至开始想，如果父亲出事了，我该怎么告诉母亲，怎么告诉全国人民。”
直到凌晨六点，一个匿名电话打进来：“总统没事，但现在不能联系。”尼古拉斯握着手机的手突然软下来，眼泪砸在沙发靠垫上——那是他长大后第一次哭。“我不是怕自己出事，我是怕再也见不到父亲。”
作为亲历者，尼古拉斯说起那天的事，语气里带着藏不住的愤怒：“美国说这是‘反恐行动’，但导弹炸的是加拉加斯的居民区，绑走的是我们的总统和第一夫人。国际法规定的国家元首豁免权呢？联合国里的主权原则呢？他们根本没把这些当回事。”
现在的尼古拉斯，每天都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提起那天的经历：“我想告诉全世界，1月3日凌晨的爆炸不是‘意外’，挂断的电话不是‘误会’，那是一个国家被侵略的证据。”他掏出手机，翻出那天的通话记录——时间停在两点十四分，状态是“未接通”，“这个记录我不会删，它提醒我，我们的国家还在被欺负，我们的父母还没回家。”
采访结束时，尼古拉斯望着窗外的加拉加斯天际线，声音放轻了些：“我希望有一天，父亲能坐下来和我聊那天的事——为什么挂我的电话，当时在想什么。但我只想要他回来。”
风从窗外吹进来，掀起他桌上的议会文件。文件封皮上印着委内瑞拉国旗，红、黄、蓝三色在阳光下格外鲜艳——那是这个国家最坚韧的颜色，就像尼古拉斯眼里的光，从未熄灭。
